中国开源：龙种与跳蚤间转变的内因分析

　　来源：yesky　作者：邹震

　　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得更长远一些，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开源产业就象是一壶在炉上加热多时，却总也没有达到沸点的温吞水。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也许就是为什么每次我们播下的全是龙种，而收获的却又总是跳蚤。龙种与跳蚤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因使它们发生了转换。

　　想要批文的贺唯佳

　　12月5号，在2009年第三届“红旗杯”开源软件技术竞赛的决赛现场，红旗教育学院的贺唯佳院长显得颇为兴奋。很明显，这兴奋来自于参赛选手的热情和水平，也来自于出人意料的规模。

　　说起规模的增加，自第三届“红旗杯”开源软件技术竞赛开赛以来，校园巡讲的次数一加再加，最终竟然达到了42场，涉及26个城市，近万名学生参与共中。

　　竞赛的成绩不仅体现在量上，还体现在了质上。现场邀请到IBM(中国)、Intel(中国)、NOKIA Qt Software和永中科技等合作伙伴的一流专家当评委。贺唯佳透露：“一开始这些见过大世面的评委，显然没把这些娃娃军放在眼里，但几轮答辩下来，这些娃军所表现出的水平，显然已经让评委们转变了态度。”

　　而说起态度，娃娃军表现出的热情实在让人吃惊。来自新疆的参赛队伍在初赛时没法在当地联上互联网，但他们没有放弃;辅导老师硬是利用一次次出差机会，在出差地下载资料，每一次出差都会背回几个G的资料，最后硬是把参赛所需的资料收集齐了。而决赛当日，尽管组委会把新疆高校的答辩时间放在最后，但因为火车的延误，在火车硬座上坐了两天两夜的答辩选手还是只有一个小时的准备时间。

　　新疆高校选手对开源表现出的热情固然可敬，但全场的高潮却出现在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选手上场之时。其原因在于这是一所面向残疾人的学院，当听力存在障碍的参赛选手用他们含混不清并且需要陪同老师翻译你才能听懂的声音，讲出他们基于开源平台的项目构想时，还有比这更震撼人心的吗?

　　然而，表面的繁荣掩示不住内在的问题。私下里，贺唯佳表现出了与决赛现场不一致的惆怅：“这次规模远远超出了前几届，但我真的太累了。只靠红旗一家的投入，明年面对高校更多的需求和同学们对开源更大的热情，我真不知该怎么办了，限于各种条件，我能掌控的规模只有这么大了。”

　　当我们追问贺唯佳，他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时，他的回答竟然出奇的简单：“只要相关政府机构给个批文。”但稍加深入下去，我们就会发现，这纸批文并不简单。至少我们可以说，一纸批文可能引出一个系统工程。而且，与贺唯佳有着相同烦恼的，还大有人在。

　　洪峰的背影与宫敏的无奈

　　提起中国开源界早期的大腕人物，有两个人确实不得不提，一个是宫敏，另一个则是洪峰。洪峰成名于《开源软件文集》一书的翻译，《开源软件文集》一书对于中国的自由软件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由于洪峰长期一贯地推广自由软件，在全球自由软件社团里拥有众多的伙伴和支持者。

　　鉴于相当数量的国内计算机专业毕业生不能直接从事编程工作，洪峰创立了泛系“黑客道”教学法。然而，在推广泛系“黑客道”教学法时，洪峰才真正体会到了麻烦。多年以后，洪峰对笔者做了这样的描述：“无论你想做什么，都要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你要出书，先要考虑书号问题，而为了书号与出版社打交道时，还要考虑经济效益的问题。你要办学，需要教育部门的教学许可证;你教出的学生，就算编程水平再高，但没有国家认可的文凭，要进入正规一些的用人单位也是难上加难。”

　　此时的洪峰是孤独的，望着他离京时孤独的背影，我们能清晰地体会到洪峰此时的心境。一年以后，当笔者与洪峰同居一地的开源爱好者交流时，对方居然不知洪峰与自己居于同一城市。一般来说，修道者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入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早”，但志在推广泛系“黑客道”的洪峰，他的孤独却显然不是不能避世，而是中国开源发展中遇到的种种无奈中的一种----推广太难。

　　而说起无奈，宫敏更有一肚子苦水。宫敏因为编写了一段代码被Linux的创始人Linus Torvalds编入最早的Linux内核，而被业界称为是“中国Linux第一人”;更因为宫敏从国外背回几个G的开源软件资料，与张鹿合作创立自由软件库而被国内开源爱好者视为“开源教父”一般的人物。

　　然而，宫敏的无奈也恰恰恰起源于这个“开源教父”的形象。宫敏通过让女儿只在开源系统中学习，而把自己的女儿训练成了一名开源技术高手。但是，这名开源高手在大学生活中却遇到了最大的麻烦。因为宫敏的女儿不会使用Windows系统及其下的应用，而现行的计算机等级考试中又没有设立开源软件模块，导致其最终没能通过计算机等级考试。